文坛的官司不断，大有愈打愈烈之势。韩少功状告张颐武等人，最终由法院一纸判决了了是非；后来又是《诗刊》社状告《太原日报》，最近，则是几位学者状告金庸。案由都差不多，不外是“侵犯名誉”之类。
在过去的年代里，作家曾为政治的干预吃尽了苦头。现在，政治不来干预文学了，但文人们一遇事立马就想见分晓的脾气却没改。
南朝哲学家范缜，生在宗教盛行的时代，可他偏偏是个无神论者。竟陵王萧子良是他的长官，笃信佛教，范缜却坚持无佛，两人论战了一番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萧子良很不高兴，范缜更不高兴，干脆写了一本《神灭论》。此书一出，朝野大哗，萧子良没有采取行政措施，而是集合了一些佛僧，与范缜论战，范缜不屈。萧子良提出只要范缜放弃自己的论点就可以做官，但范缜决不弃论求官。到了梁武帝，他更是一个佛教信徒，宣布佛教为国教，自己还出了家。为了消除《神灭论》的影响，他还召集了一些僧徒与范缜辩论，范缜还是坚持己见，毫无屈服之意。照着现时打官司的做法，梁武帝是一言定天下的皇帝，把范缜交给有关部门审理算了，还论什么战呢？
文坛之争，如同冷兵器时代两军交战，战至三百回合不分胜负，是常有的事，也是正常的事。三十年代，中国文坛战火纷飞，打得不可开交，也没见哪一个文人到法院去告谁。怎么在如今的文坛上，大家倒连讲道理的耐心和水平都没有了。也许是是非非一目了然，法院容易判决罢，或许现在的作家们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，说明了社会在进步。然而法律的武器固然好用，但文坛上的一些事，动不动就告上法庭，一来并不是每件事都能说清楚，二来似乎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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